日本电影《刑法第三十九条》剧情影评:这次洗不白了

最近,中国极端暴力案件频出。各类新闻让人窒息,上网都恨不得自备呼吸机。犯罪者持刀砍人、驾车碾压、幼稚园行凶……丧心病狂,无所不用其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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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愤怒的声讨之外。鱼叔还留意到一种担忧的声音:

兇手会不会以精神病为由脱罪?

前几天发生的郸城砍人案,兇手就当场宣称患有精神疾病。

言下之意,给自己找好了免于刑罚的藉口。

姿态之猖狂,激起民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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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,长久以来人们都有这样一种认知:「精神病是犯罪者的免死金牌」。

但,用精神病脱罪真的能得逞吗?

一部老片,正聚焦于这一争议话题。

结论可能会颠覆许多人的认知——

刑法第三十九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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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日,一对夫妇在公寓内被杀害。

萋子遭侵犯后砍死,丈夫也被背刺数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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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发后,兇手很快落网。

他叫真树,一个舞台剧演员。

称在演出后的庆功宴上,因跟女性受害人在酒馆起了冲突。

就追至家中,犯下恶行。

并顺手杀了她的丈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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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真树看起来沉默寡言,逆来顺受。

连回答问题都磕磕绊绊,自相矛盾。

加上真树一心求死,这让警方产生了怀疑。

果然,案件进展中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转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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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之上,一直沉默的真树突然浑身颤抖。

白眼上翻,大声念起舞台剧的台词。

随后又很快安静下来,目光重回呆滞,场面十分诡异。

真树的辩护律师眼疾手快。

当场申请对真树进行精神鉴定。

其实,不论是在电影还是现实中。

用精神病脱罪最难的一点,就是确诊。

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书,将成为犯罪者的免罪书。

谨慎程度,可想而知。

在大众印象中,之所以有靠「装疯」就可能矇混过关的想象。

是因为觉得精神鉴定不同于其他疾病的查验。

它无法通过藉助各种医疗机械,得出客观直接的参数。

但实际上,想做个法律认可的精神病人,还真没有那么容易。

精神鉴定的流程是相当複杂。

首先是晤谈,即与犯罪者会面、交谈、观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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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精神上完全不能自控的犯罪者,并没有主观上想要脱罪的能力。

而真正想要假装精神病脱罪的人,必须力证自身有失控与清醒交替出现的症状。

这样才有可能在后续的精神治疗中,靠「病情好转」走出精神病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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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在跟精神科医生的晤谈中。

需要把握「正常」与「不正常」的尺度,而这绝非易事。

就像真树在接受鉴定的过程中。

十分「正常」地答完了智力测试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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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又画出了精神异于常人的画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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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在双方交谈过程中,真树的言谈举止全无异常。

却又会因外力逼迫,显现出第二人格。

某次晤谈中,真树就在医生的逼问下「成功发病」。

第二人格出现,掐住了女医师的脖子。

凶狠的第二人格不仅大方承认下所有罪行。

还声称要毁灭真树的第一人格,让自己解脱。

然而一阵骚乱过后,真树又像惊醒般停止了动作。

他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,只愣愣地说道:

「那家伙刚刚出来了是吧」

同时,在人格分裂的相关症状中,不同人格左右手使用习惯也有差异。

导致两个人格的签名字迹迥然不同。

真树杀人时使用的,正是第二人格擅用的左手。

如此细微之处,精神正常者很难做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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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,精神鉴定为防止有失偏颇。

并非全然建立在犯罪者的个人行为观察之上。

还会走访人际关系,做社会周边调查。

真树的前女友表示,真树平时会突然登上高台。

背出从未看过的舞台剧台词。

十分「不正常」。

邻居则表示,真树虽然从小备受虐待,甚至被酒鬼父亲埋进沙子里。

但平时老老实实,是个「正常」的好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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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惨的童年,加上早有显现的交替症状。

让真树的人格分裂看起来十分合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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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,在医生所提供的鉴定结果加持之下。

真树即将因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脱罪:

「身心不正常者所犯罪行,不应受到惩处。

身心有缺损者所犯罪行,应予减刑。」

但假装终究是假装。

真树看似天衣无缝的表演,却因为一个无心之举漏了破绽。

让一直沉默的鉴定助手小川看出了端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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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唯恐犯罪者真的通过精神问题脱罪,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。

相信杀人偿命,天经地义。

而精神病抗辩的存在,可能使得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,因一纸鉴定就逃脱制裁。

对于受害者而言,何其残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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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电影中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反转——

企图假装精神病脱罪的真树,其实是真正的受害者。

为了证明真树确实是装病。

鉴定助手小川不得不开始自行调查真树所犯案件。

她发现,真树多次失控的诱因,全是因为被逼问了「犯罪动机」。

而真实的动机显然并非他口中所说「单纯是与对方起了争执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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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小川的追问之下,负责案件的刑警无意透露出一个秘密:

受害者中的丈夫,曾在15岁时杀害过一个女童。

但因为精神疾病,加上未成年,让他当年逃脱了制裁。

又是精神疾病,又是无罪。

事情怎会如此巧合?

于是小川前去查找女童被害案的资料。

没想到这一查,却查出了一份惊天真相。

也完全证实了,真树的精神病,确是假装。

当年,女童被杀害时,死相极惨。

双腿被打断,一只手被兇手砍下拿去自慰。

脖子上有掐痕,还有被侵犯过的痕迹。

而尸体的第一发现人,是女童的哥哥。

看着妹妹被摧残至此,他直接精神崩溃。

哥哥本御替妹妹讨回公道。

却被告知,对方因为精神疾病,将不用负刑事责任。

母亲因此悲伤过度,也离开了人世。

而杀害妹妹的兇手,两个月便出院迴归社会,甚至继续作案。

哥哥却在此后十数年里,都淹没在妹妹母亲相继离世的阴影中。

在哥哥看来,秉持正义的法律,却未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公正。

内心的仇恨让他无法安宁,由此策划出一场历时数年的疯狂复仇。

没错,这个哥哥,就是真树。

他放弃了原有的身份和生活,和一个流浪汉交换了姓名,开始了以复仇为动力的人生。

他的目标也从来不是夫妇,自始至终都是丈夫,即杀死妹妹的兇手。

用精神病脱罪,本是真树计划的最后一步。

但却因毫釐之差而败北。

最讽刺的是,真树的疏漏之处,竟然是良知。

因为良知,所以即便假装发疯时,仍对犯罪有顾虑,没有杀死鉴定助手。

而真正的精神病犯人,却反而因毫无怜悯能顺利脱罪。

不可否认,许多影视剧都塑造过利用精神疾病成功脱罪的角色形象。

论经典莫过于1996年的《一级恐惧》。

爱德华 · 诺顿凭藉优秀演技,在天使与恶魔的面孔间顺滑切换。

成功用人格分裂的假象骗过所有人。

在以残暴手段杀害过变态主教之后,仍能在法律的漏洞处绝处逢生。

更加深了人们对罪犯的错觉:

彷彿只要演技够好,就算杀了人也能成功洗白。

可这仅仅是艺术夸张手法。

可行性极低。

并非简单发疯,就能被判定为精神病患者。

不同的精神病症,有相对可循的症状,这是装不出来的。

比如《刑法第三十九条》里的真树,本身已是高智商罪犯。

在实施计划之前,还经过精密筹划。

翻看大量精神类书籍,总结人格分裂症状,还跟萋子一同背诵串供。

甚至以剧场演员的身份表演实践了无数次。

但仍以失败告终。

在《少年法庭》中,13岁的男孩前来自首。

称自己犯下了杀人分尸的罪行。

但仗着未满14岁,又有精神病史,默认自己绝对可以逃脱刑罚而态度猖狂。

但杀人分尸后清理案发现场的血渍需要长时间的专注力。

这对于罹患多种精神疾病的患者来说,基本不可能实现。

男孩企图用精神病脱罪的想法被狠狠打脸。

在现实生活中,靠装病脱罪也几乎是异想天开。

《环球视线》就曾出过相关的报道。

随着相关法律以及精神鉴定技术的进步,用精神病脱罪的成功率极低。

即便是在相关司法实践最丰富的美国,也仅有不到1%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提出精神病抗辩。

这其中,获得成功的更是只有四分之一。(资料来源:华东政法大学宋远升教授《精神病辩护 :历史、社会与现实》)

更别提没病还想装病的罪犯了,在精神鉴定这一步就无法得逞。

而在我国,每年也有动辄几十万计的精神病抗辩请求。

成功者同样寥寥,「有的地方甚至多年都不见一个精神病辩护成功的案例。」

最代表性的案件是2006年震惊全国的陕西汉阴特大杀人案。

兇手邱兴华血洗道观,杀了10人,剖心、烹肉,而后纵火。

极度残忍。

一审判处死刑后,邱兴华方上诉。

提出他有精神病史,直系亲属患有精神分裂症,并附上了村里的证明材料。

但最终维持了死刑判决,并迅速被执行了枪决。

「检察人员提供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邱兴华故意杀人、抢劫犯罪时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,故对辩护人要求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意见,不予採纳。」

一个月前,南京女大学生西双版纳遇害案宣判。

2020年,一男子将女友骗至西双版纳,伙同两名同伙将其杀害。

警方很快破案,但羁押期间,男子以有过精神病史为自己开脱。

但经查实,男子犯罪过程中精神状态清醒、有十足的自控力。

甚至全程参与犯罪策划、后期还企图串供。

十余年前的精神病发记录,并不能让他逃过死刑立即执行的命运。

可见,想通过装精神病达到脱罪目的,只是天方夜谭。

说到底,这种长久以来的迷思,反映的还是大众对公平公正的追求。

受害者悲剧已经酿成。

犯罪者被绳之以法,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才是最大的宽慰。

同时,放虎归山意味着隐形的威胁。

昭彰公理,严惩罪恶。

才能让所有遵纪守法的人,获得真正的安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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