彩礼是个交织的产物
福建（三明市大田县）“男子离婚因收入低想要回18万彩礼”的事情触发舆论争议。有必要说明的是，双方经人介绍，相识于2020年9月，之后便开始谈婚论嫁，期间男方付给女方彩礼186000元，紧接着到2021年12月，双方开始调解离婚。不过因在彩礼返还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，最后双方只能对簿公堂，判决显示：双方在离婚一事中均有过错，男方从事安保工作，收入水平较低，且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。综合考虑，最终判定女方返还彩礼8万元。
要知道，双方从相识到离婚，也不过才15个月左右，再除去结婚前的相知部分和离婚前的闹腾部分，双方真正有名实的婚姻可能还不到一年。就此而言，我们再去看待男子的离婚诉求“因收入低想要回18万”，大概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。
之所以如此强调，倒不是觉得男方的诉求绝对合理，而是我们在看待这桩离婚案时，要结合现实进行审视，否则就会认为最终的判决是“和稀泥”。当然但凡知晓这桩离婚案的来龙去脉，想必都能理解这样的判决已经足够公允。毕竟法理只是平衡的艺术，没办法绝对地端平所有事儿。
可即便如此，舆论争议依然照常。就比如有人提出“我穷我有理”，大概是支持女方不退还彩礼的，基本的理由支撑是，男人付出金钱、房产，分手后都是可以要回来的：女人付出身体、操劳，分手后却什么也要不回来。甚至还有人讥讽，现在离婚的男人都抱着这种想法，反正试婚又不吃亏。
我们暂且不论这种逻辑是否立得住，但其中所折身寸出的观念却值得玩味儿。一定程度上，它好像在强调女性之于婚姻是被消耗的一方，甚至也是相对客体的一方，所以男方只有给女方彩礼，才能平衡双方在婚姻中的地位和得失。
这样的逻辑乍看起来好像确实有点道理。可事实上，这只是以女性的得失立场而言的，而回到现代的婚姻认知上，基于男女平等这个大前提，无论是法理上，还是道德上，都是站不住脚的，起码这么强调会让人很反感。
与此同时，也有人提出双方共同生活一年多，女方还留下106000元，平均下来每天还300元左右。言外之意，女方不亏。对于这般算计，相较算计得出的数额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算计逻辑本身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很大程度上完全把女性商品化、附庸化了。
可问题是，就算再怎么强调婚姻的契约性，也要搞清楚婚姻是合作分工的一种社会组织存在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像彩礼的存在依然延续着古老的道德契约，但是延续到现在，其中的内涵其实早已不一样了。
普遍而言，就算在彩礼盛行的地域，依然还是遵从领证原则的，当然也包括情感先行。而且彩礼按照最初的原则，其实是男方给女方家庭的补偿，但是发展到现在，多半其实都是女方父母为女儿索要的立家之本，当然女方父母的嫁妆也是如此。说到底，现在的父母们在对待儿女的婚姻上，都是倾其所有希望儿女过得好，跟过去所谓女性是“从夫居”交换系统中的“货币”越来越不搭边了。
所以说回这桩婚礼的判决，对于“男方收入水平低”的考量，应该是基于男方的诉求而言的，而之所以让女方返还彩礼8万元，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；另一方面应该是考虑到当地的婚姻认知，也就是像这种结得快、离得快的情况，会认为女方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，所以才会出现不全退还彩礼的情况。
因为按照婚姻登记的概念、以及婚姻中当事双方平等的前提来讲，像这种结得快、离得快，也没孩子的情况，应该全部退还彩礼才对。可对于一些地域来讲，完全按照都市婚姻的方式去处理，很可能会对当地的婚恋结合产生负面影响。
因为罗翔在《刑法中的同意制度》一书中就谈到一个例子：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，每年3月都会进行对歌抢婚的习俗活动，当然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，男女双方一旦有了婚约，男方有时不管女方是否同意就硬性抢亲、甚至强行同居。
举这个例子，并不是说例子中的事情是被允许的，也不是说“不全退彩礼”就真的是在绝对保护女性权益，而是我们在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除却要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，也要参照当地的风俗约定。唯有如此，才可能在纷争上做到最大限度地平息。毕竟追根究底地讲，这事儿根本端不平。因为在法律原则和风俗秩序之间，还存在观念的模糊地带，就此法理上也只能“和稀泥”，否则对双方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